“我叫吴琼，兄弟们都叫我‘琼哥’。”看我到来，她笑了笑：“高原上状态不好，别见笑。”

坐在我对面的她脸色有些发白，嘴唇边泛着淡淡的紫色——那是高原缺氧留下的印记。她说话间带着轻微的喘息，眼睛因为连日的劳累已有些浮肿，可当谈起明天的排班时，眼神又一下子亮了，就像此时江玛藏医院窗外，这高原夜空中正闪烁的星星。

她是北京牙医联盟的秘书长，也是今年援藏活动第二轮活动的负责人。

“大家总说我辛苦，其实最辛苦的还是梁老师和姜老师他们，”她摆摆手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就是个打杂的，可是这个‘杂’得有人打。”

北京牙医联盟的姜涛老师常年深入藏区，他亲眼看到这里不少孩子因为牙疼、口腔疾病得不到规范的治疗，甚至有些早早夭折。他把这个消息传回北京，深深触动了牙医联盟的每一位医者。在梁光强理事长的呼吁和带领下，联盟全员自发响应援藏号召。听着姜涛老师的讲述，吴琼的心也仿佛被一根针深深刺痛了，不善言辞的她没有豪言壮语，更没有丝毫犹豫，主动揽下了最繁琐的统筹协调工作。

“大家都是一线牙医，擅长诊疗，但诊疗之外那些细碎事，总得有人做。”

四年来，从需求对接到人员调配，从排班安排到手术治疗，从物资清点到器械消毒，从氧气瓶的分发到高反队友的情绪安抚，千头万绪都由她一人牵头梳理。每次援藏活动可以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，每一个齿轮正常转动背后，都有她默默付出的身影。作为秘书长的她，始终要求自己凡事想到前、做到前，用周全安排为义诊的医生护士扫除了后顾之忧。

四年前，第一批援藏队伍出发了。吴琼始终记得那个夜晚。

“大家时间都很紧张，坐飞机到西宁转机，再到玉树，吃完午饭就马不停蹄开车上山，一路升到了海拔四千七百多米海拔的江玛藏医院”。她回忆说。

刚到时，所有人都很兴奋。神秘的高原、异域的风情——大家举着手机到处拍照，觉得一切都很新鲜。

可是这新鲜劲儿还没坚持到半夜就结束了。

“头一晚几乎没睡，头疼得厉害，就像有人拿锤子一下一下敲你的太阳穴。”吴琼回忆当时情景，不自觉皱起眉头。后半夜实在熬不住了，看看表已经凌晨三点了，她悄悄爬了起来，吃了两片布洛芬。打开门说到走廊里透透气，抬头一看，才发现所有援藏的小伙伴都在走廊里眯着呢。没有人招呼，没有人敲门。就那么默契地一个个身影从房间里出来，在昏暗的灯光下面面相觑。

“每个人脸都是肿胀的，眼睛是睁不开的，面容憔悴的不像样子。模样瞧着都挺痛苦，真的。”吴琼顿了顿。

终是有人忍不住打起了退堂鼓，哑着嗓子念叨：“要不回去吧，这地方待不得。”

吴琼说：“兄弟们，咱们准备了这么久，付出了这么多，一点贡献都没有，就这么走了，以后回忆起来是不是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呢？”

沉默，走廊里只剩大家粗重的喘息声伴着窗外呼啸的风声。

“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啥都没干，就当逃兵吗？”

不多时，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，紧随其后就是更多的声音不断响起。

“明天奔着咱们来的藏民们会怎么看咱们呢？”

“临阵退缩不是咱们联盟的宗旨。”

“这么灰溜溜的回去只会被旁人笑话。”

“跑回去也没法跟诊所的同事交代。”

“来都来了，那就干吧。”

那一刻，吴琼看着眼前这群脸色铁青、嘴唇发紫却目光坚毅的战友，眼眶有些湿润了。她转回房间，拿出止痛药和氧气瓶，一瓶一瓶发下去。

第二天，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，江玛藏医院口腔科的首次义诊正式拉开了帷幕。吴琼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：有人看一个病人就得站起来喘半天再继续看下一个，有人一边检查一边扶着墙才能站稳，有人直接躺下了，吸完氧爬起来接着干。她自己也头痛欲裂，可是白天她没有停下手中的“手机”，夜晚没有停下手里的笔——排班表、物资消耗清单、患者登记信息、消毒记录簿，一样一样，工工整整。

    就这样，毫无高原经验的第一批援藏队伍，就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医者的使命感硬是撑了过来。

   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，只是最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坚持。

如果说梁光强是旗手，姜涛是火种，那吴琼就是那个让整台机器默默运转起来的人。

三十多位医生，来自全国各地，每个人的航班时间不同、逗留天数不同、擅长领域不同——她要一一对接，根据时间排好接诊次序，确保每一批都有合适的医生开展各类诊疗。三批人马的衔接如同接力赛，第一批撤下来，第二批顶上去，中间不能断档。谁有高原反应需要休息？谁的技术适合复杂病例？谁的性格能带动团队士气？她心里有一本账。

五台牙椅，每天从早到晚不停运转——她要合理安排，保证手术和检查错峰，既不空转也不积压。

联盟门诊的“援藏”物资，从全国各地装车、空运，一路运到甘孜深山——她要清点、分配、盘存，确保每一颗种植体、每一包耗材都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。今年仕诺康赞助了本次活动全部的种植体和配件，她和姜涛院长提前一个月就和厂家对接清单，逐项确认型号、数量、到货时间，“高原上缺一颗螺丝都是大事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
“跟梁老师和姜老师他们比，我做的都是小事。”吴琼一直这么说。

可联盟里的医生们不这么看。

“没有‘琼哥’，我们来了也会手忙脚乱。”一位年轻医生说，“她连哪个人对什么器械过敏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哪个医生习惯用左手还是右手配台她都知道。”

在高原上，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大问题。运输延误、器械短缺、人员重叠或空缺——每一件“小事”的失误，在四千七百米的海拔上，都可能成为让义诊中断的“大事故”。

可四年来，“援藏”没有一次停摆。

吴琼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，把这条援藏路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拧得紧紧的。

“她自己高反也严重，”一位医生悄悄告诉我，“可她从来不让我们看出来。白天忙前忙后，晚上大家都睡了，她还在核对第二天的排班。有几次我看到她半夜在走廊吸氧，第二天一早就又站在诊室里了。”

问起这些，吴琼只是笑笑：“职责所在嘛。既然当了秘书长，我就得对得起这个岗位。”

四年援藏，最让吴琼动容的，是藏民们的笑容。

“每次我们给患者做完治疗，不管是大手术还是小处理，他们都会跟我们一起合影，”她说，“会给我们竖大拇指，会用很温暖、很慈悲的眼神看着你。”

那种眼神，让她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“语言不通，有时候翻译都不够用。但一个笑容就够了，”吴琼说，“那就是我们坚持下去最大的精神支柱。”

她记得有一位藏族老阿妈，做完种植手术后，拉着她的手不肯放，嘴里说着藏语，旁边人翻译说：“菩萨保佑你们。”那一刻，吴琼真切体会到了“援藏”的含义。

“我们做的其实不多，”她说，“但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是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。”

免费种一颗牙，在城市里也许只是几千块钱的事。可在这里，它意味着一个老人可以重新吃上糌粑，一个年轻人可以自信地笑出来，一个孩子不必再因为牙疼而彻夜哭泣。

“这就是我们来的意义。”吴琼说。

采访快要结束时，吴琼揉了揉有些吃痛的太阳穴，虽然说话还是有些吃力，有些喘，但是她毫不在意。

“我其实就是联盟里最普通的一员，”她说，“大家给了我‘琼哥’这个称号，给了我秘书长的职责，我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发光发热，帮助联盟更好地为更多的人服务。”

她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：“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加入我们。仕诺康今年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，是本次援藏最大的赞助商——从种植体到配件，全是他们赞助的。有企业的支持，有医生的付出，还有社会的关注，这条路才能越走越宽。”

“每个人的生命旅程，都应该做一些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国家有意义的事，”她说，“通过这个活动，我们希望把大爱传播到边疆，真真切切为藏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。”

不知不觉，本轮援藏之行也要步入尾声。当车子驶出山谷时，吴琼摇下车窗，最后回望了一眼江玛藏医院的那扇亮着灯的窗子。

经幡依旧在风中猎猎作响，远处的雪山在夕阳下泛着金光。江玛佛学院的钟声回荡在山谷里，送别了这一批远行者，也期待着下一批即将到来的“援藏”人。

四年来，吴琼和她的伙伴们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高原上的微笑。

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行而不辍，未来可期。

未来这条路，还很长很长。但正如她说的——

“能让一个老百姓笑起来，就不白来。明年还会来！”